“互聯網+”的概念從官方正式提出到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話題，僅僅用了很短的時間。這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所謂的“互聯網思維”已在我國風行一時，產生了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為“互聯網+”的快速傳播進行了預熱。另一方面，當今技術變革日新月異，新商業模式加速涌現，每每拓寬人們的想象空間，使得人們對新生事物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普遍持有開放的態度。“熱議”“好奇心”“開放”更是折射出了各界對“互聯網+”的高度期待，而這種期待背后更深層次的社會根源，正是我國制造業在新技術狂飆突進的時代中艱難地轉型升級。
我們認為，“互聯網+”并非一項橫空出世的顛覆性技術，也不是難以觸碰的思想火花，而是人類社會連續發生的工業革命的最新進展，將引領工業發展水平向更高層次躍進，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產生跨時代的影響。
技術經濟范式視野下的“互聯網+”
按照通常的歷史觀點，人類社會進入18世紀以來，經歷了2～3次非連續的工業革命，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飛躍，逐步走向豐裕、文明。雖然這種觀點已經為絕大多數人接受，但是這種觀點在學理上仍然未能充分解答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莫過于為什么會出現技術革命，以及從技術革命的出現到工業革命的完成中間發生了哪些規律性的變化。演化經濟學家以技術創新理論為分析框架，重新研究了工業革命史，用自洽的理論和詳實的史料證明，工業革命不是因為偶然出現的技術大爆炸而自發發生的，從新技術的出現到產業結構發生深刻變革也不是水到渠成的過程，而是技術經濟范式承前啟后的轉換過程。
技術經濟范式是指產業最高效、最廣泛利用新興技術的最佳實踐模式。一個完整的技術經濟范式包含了影響產業體系的通用技術，通用技術擴散所必需的核心要素供應和基礎設施以及生產管理組織。只有這些構件都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才能算得上一次技術經濟范式的革命。利用技術經濟范式概念，演化經濟學家把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的產業發展分為前后五次技術經濟范式，分別是：英國革命時代（1771年阿克懷特工廠開工），蒸汽與鐵路時代（1829年“火箭號”蒸汽機組在利物浦—曼徹斯特鐵路線上試車），鋼、電與重型機械時代（1875年匹茲堡卡耐基—貝西莫鋼鐵廠投產），石油、汽車和大規模生產時代（1908年底特律第一臺福特T型車下線）、信息與電信時代（1971年加州第一個英特爾微處理器問世）。在此基礎上，演化經濟學家還歸納了兩條“歷史規律”。其一，從時間上看，第一次和第二次技術經濟范式與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相吻合，第三次和第四次技術經濟范式與歷史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相吻合，即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包含了兩次技術經濟范式。那么，可以推斷當前加速醞釀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很可能是第五次和第六次技術經濟范式的組合。其二，每次技術經濟范式都持續約45～60年，恰巧與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周期大抵一致，因為技術經濟范式轉變很可能是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原因。更進一步，演化經濟學家把每次技術經濟范式分為兩個時長約為20～30年的階段，即導入期和拓展期，用于分析每次技術經濟范式演進中產業結構與基礎設施的變遷。目前，我們正處于第五次技術經濟范式拓展期與第六次技術經濟范式導入期切換的過渡時期，一方面是傳統產業生產效率低下，產能大量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仍處于培育和發展階段，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最為集中，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派生出的問題累積疊加。
把“互聯網+”納入上述理論框架和歷史經驗之下加以審視后，“互聯網+”很可能是支撐第六次技術經濟范式的通用技術之一。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有兩個。一是“互聯網+”自身演進中所表現出來的特征與趨勢。“+”代表了互聯網自身的形態演進，即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再發展至當前的物聯網（或工業互聯網），聯網設備已經從十億級別發展到千億級別，互聯網正逐漸向無所不在的計算、數據、存儲和網絡演進。二是“互聯網+”具有與歷次技術經濟范式中通用技術相似的潛在功能。“+”代表了互聯網技術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各行各業，不僅新產業、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等快速涌現，而且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也有巨大的潛力，或將徹底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管理方式等。
“互聯網+”給制造業帶來的機遇與我國面臨的問題
一旦把“互聯網+”設定為新一輪技術經濟范式變革的通用技術，那么就可以在演化經濟理論和歷史經驗指導下，思考本文第二個和第三個研究問題。
技術經濟范式中通用技術對制造業帶來的機遇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承載通用技術的新型制造設備的先進性，可以提升制造業的生產效率；二是新型制造系統改變既有的生產方式，從而帶動制造業價值鏈的升級。“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后，將會為產業開啟新的“設計空間”，為我國制造業的效率提升和價值創造帶來新的機遇，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引領制造業產品的智能化和網絡化。“硬件+軟件+網絡互聯”正成為制造業產品的基本構成，日益呈現出個性化和差異化趨勢。例如，消費領域的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智能家電、智能家居，工業領域的智能機器人、智能專用設備以及新型傳感器、視覺識別裝置等組件，智能化和網絡互聯功能不斷增強。智能產品能夠通過網絡實時和廠商、第三方服務提供商或上層智能控制平臺等通信，拓展產品功能和延伸服務需求。第二，推動我國制造業生產和管理流程智能化。企業內部制造流程將整合至一個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平臺，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機器設備和數據信息互聯互通，為優化決策提供支持，極大提升生產效率。制造業的柔性進一步提高，使得大規模定制在經濟上可行，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能夠得到充分滿足。第三，推動我國制造業研發設計的網絡化協同發展。網絡協同研發設計變得可行和更加容易，研發設計部門和生產制造部門的界面信息進一步整合，實現研發設計與生產制造的協同，客戶可以通過網絡參與在線設計融入個性化需求。因此，“互聯網+”與制造業在研發價值鏈環節的融合和應用，能夠大大縮短研發設計周期。第四，推動我國制造業企業組織關系的變革。企業組織呈現出扁平化趨勢，不同層面的數據和信息均能夠通過網絡系統便捷地進行傳遞，使得企業能夠對市場變化作出快速響應。企業間組織趨于模塊化，數據信息快速傳遞，最大程度降低信息成本，重塑產業價值鏈。第五，推動我國制造業企業服務化轉型。制造過程高度數字化，產品數據全生命周期集成使得大數據應用到服務價值鏈環節。企業通過互聯網及時獲取消費者需求從而實現服務型制造，“私人定制”“按需定制”和“網絡定制”等服務模式將更加普遍。
與歷次技術經濟范式中通用技術拓展面臨的問題類似，“互聯網+”的拓展與應用主要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核心要素能夠廉價且大量供應，二是與通用技術相適應的基礎設施配套完善，三是新舊制度斗爭中能夠降低通用技術應用成本的新制度能夠快速確立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用“互聯網+”促進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
我國“互聯網+”核心要素底子薄，人才儲備嚴重不足。傳感設備、智能裝備和數據服務是“互聯網+”的核心要素，我國需要在這些方面加快發展步伐。我國多數制造業企業對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在工業領域應用開發能力較弱，與提供技術解決方案的信息技術企業合作不緊密。“互聯網+”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制造技術將是更為復雜的技術體系，需要跨學科的高端人才。目前，我國先進制造技術人才與軟件系統集成人才相割裂，即往往存在懂制造技術的不懂軟件控制，而懂軟件控制的不懂制造技術，對兩者融合有深刻理解的復合型高端人才極為稀缺。
我國網絡基礎設施較弱，信息安全風險大。實施“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迫切需要加快建立能夠承載海量數據交換的高質量網絡基礎設施。目前，國內制造業企業內部網絡基礎設施較弱，離建立符合互聯互通要求的實時、高效、靈活網絡的差距仍然很大。國內寬帶互聯網絡也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升級，以滿足制造業新模式、新業態下對在線設計、營銷和服務等各種需求。“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后，全產業鏈都將實現數字化管理，需要高度安全的網絡環境，以確保知識產權和商業機密等數據信息安全。目前，我國能夠為工業互聯網絡提供系統和設備保護的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不多。網絡安全核心技術、安全芯片和關鍵網絡控制設備受制于人，進一步放大了信息安全的風險。
我國“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標準制定滯后。發達國家“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的起點較高，德國和美國分別對“工業4.0”和“工業互聯網”制定了標準，極力推動工業領域的示范應用，加快對外技術和標準輸出，爭奪全球標準的主導權。而我國制造業智能化的地區、行業和企業發展層次差異巨大，“互聯網+”對制造業的融入將呈現極大的階梯性，加大了我國制定統一標準和參考規范的難度，使我國在標準競爭和未來技術應用中處于不利地位。
政策建議
立足于我國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制造業的發展現狀，以解決“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面臨的突出問題為抓手，結合歷次技術經濟范式中成功國家的經驗和當前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戰略部署，我們提出如下幾點的政策思路供進一步研究。
一要加強頂層設計。“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涉及大量公共物品的提供、數據信息的整合與標準的完善，有必要以國家戰略的方式加以協調。二要加大技術突破。加快創新資源要素集聚，支持開展“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的標準、技術和產品的研發和應用；搭建“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公共創新平臺和服務體系；加強技術人才培訓，實施終生學習計劃。三要加大金融支持。設立“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專項資金，吸引社會資金積極參與，對系統集成商和制造業用戶聯合研發和示范應用給予扶持；成立產業引導基金，引導風險基金、金融機構有序進入“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領域；探索新的投融資方式，升級通訊基礎設施。四要推進試點示范。積極開展“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在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和創新鏈等環節的應用；推進異地協同研發設計、生產網絡控制、供應鏈智能化管理、協同電子商務、在線實時監測和服務等試點示范。五要推進產學研合作。加強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企業與上下游制造業企業的聯系，推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與企業開展常態化的技術交流和對接，加速“互聯網+”技術在制造業的應用推廣。
最后，值得警惕的是，歷次技術經濟范式轉換都伴隨著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我們鼓勵“互聯網+”與制造業深度融合，必須有序引導投資，加強金融風險管控，防范經濟發生劇烈波動。
